陈云曾系毛泽东指定接班人 因文革未能接班

行者

陈云曾系毛泽东指定接班人 因文革未能接班


毛泽东在安排中央领导集体组成时，就已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他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这样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行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高层推选陈云和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这本身就包含着培养接班人的寓意。只是由于中共领导偏离了八大路线，特别是“文革”的冲击，中共核心领导层没能像八大所设想的那样顺利过渡。本文摘自2014年第9期《党史文苑》，作者宋毅军，原题为《陈云、邓小平与中共八大》。

陈云与邓小平，左右中共80年代的两巨头

陈云与邓小平，左右中共80年代的两巨头

中共八大是我们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的成功召开，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历史贡献外，作为“少壮派”的陈云和邓小平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共同参与八大文件起草和领导、组织各项筹备工作，为大会成功召开积极创造条件，提供重要保障

1955年3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1956年下半年召开八大的决定。4月，邓小平将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报送毛泽东。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7人；修改党章及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有邓小平等9人。两个起草委员会邓小平及胡乔木同时参加。

作为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陈云除参加一般审议和指导外，还受毛泽东之托，就报告中“社会主义建设”部分进行了具体指导和修改。其间，他突出了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作为重心，强调注意防止和反对经济建设中的冒进等内容。精心修改后，陈云于9月5日致信毛泽东：“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

与具体指导和修改政治报告密切相关的是，陈云协助周恩来领导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的起草工作。从8月3日至16日，他与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9次会议，适当调整了“二五”计划建议第三方案部分指标，先后形成《“二五”计划的建议（第二次草稿）》《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一次草稿）》和《“二五”计划建议（修改稿）》即第三稿。可见，八大主要文件中凝结着陈云的心血和智慧。

在8月22日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在就八大6个文件有关问题作说明时，也强调八大议题和安排发言应该突出讨论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主题：“像工业方面，除了一些比较带系统性的发言外，还要组织那么二十几篇稿子，这样才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只那么两三个人发言，谈搞计划，搞建设，大会里面的空气不多，那也不好。”

对此，毛泽东深表赞同：“小平同志说得对，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很显然，陈云和邓小平强调八大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符合当时毛泽东等人的思路。他们强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由七大以来11年的形势发展决定的。其中，前4年的疾风暴雨革命战争以后建立了新中国；此后7年，进行并完成了民主改革、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等极为繁重、巨大的工作。这为召开八大作了充分的政治和组织准备。


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重点是阐述执政党的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目的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对自己将要在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在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抽出时间也进行了数次重要修改。从内容上看，初稿中的序言部分增加了七大以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所取得的“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七大以来的政治、组织路线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性。改动内容最多的是第一部分关于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在此，报告从党组织状况分析入手，阐明了我们党处于执政以后所“面临着新的考验”，指明了经受这种考验所应当采取的办法。正是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八大才对原有党章作适当修改，“其中包括一些带有重要原则性质的修改”。此外，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实行民主集中制等部分，邓小平都作了不少的修改。对于报告字句，他也再三斟酌，力求使报告内容简明、文字顺畅。对于一些不够明确的语句，他或是添加文字、画龙点睛，或是干脆删去某一段落。所以，修改党章报告虽然文字较长，但字句简洁，生动有力，体现了邓小平一贯的工作特点。毛泽东对修改党章报告很重视，对报告初稿连夜审改完。

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为大会的成功举行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从确定八大报告起草人员到排列大会议程，从安排大会发言到逐篇审阅发言稿，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代拟大会通知等关于八大的大事小事，他们几乎都参与了。

从1955年5月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成立之日起，邓小平就以很大的精力主持党章的修改工作。这项工作，主要集中在1956年的4月、5月。他在这两个月中仅主持起草委员会讨论党章修改意见的会议就达11次，还不包括毛泽东、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讨论党章的2次会议和毛泽东、邓小平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介绍党章修改情况的2次会议。邓小平认为：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但有些文件，像党章，就不那么好只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一个，凡有意见的都在这个本子上批。毛泽东补充道：不仅是大势，也包括细节、文字。

对修改党章工作，邓小平确实连细节都注意到了。他受中央委托起草《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进行讨论时强调：“在党章修改稿中，请你们特别注意：（一）草稿中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采用常任制度，并且规定各级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请你们考虑这种制度是否妥当。（二）第三章第九条中关于中央机构问题，曾考虑到两种形式。一种是保持原来性质的书记处，设一个副主席；一种是不设原来的书记处，增设几个副主席，并且设立另外性质的书记处或者其他名义的组织，请你们考虑哪一种形式较好。以上两点，也请你们将讨论意见报告中央。”很快，各地的建议就反馈回来了。


1956年3月，邓小平主持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八大代表选举等问题。后又主持召开中央秘书长会议，具体讨论出席八大代表名单。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陈云、邓小平等20人组成负责选举的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八大选举问题和中央机构的组织形式问题并提交报告，他们圆满地履行了职责。9月上旬，陈云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各代表团提出的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主持第七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各代表团正、副团长联系会议，讨论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出170人的名单；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代表中央说明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和这个名单的提出经过。结果，名单受到各代表团的一致好评。薄一波称赞“这个名单是一个团结的名单，是一个比较完全的、包括各个方面的名单”。李先念认为“这个名单的提出证明我们的党是成熟的”。毛泽东也非常满意，他在《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的讲话中3次提到陈云，肯定他在报告提出的观点。会议表示同意陈云报告，通过了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对于中央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问题，陈云和邓小平领导专门委员会进行认真讨论、研究。根据毛泽东关于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的建议和中央《关于讨论党章修改稿的通知》中提出的讨论书记处性质问题的要求，陈云和邓小平主持专门委员会于8月初提出：一是将七大党章中关于选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人”改为“副主席若干人”；二是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三是把中央书记处置于“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项工作，不仅对成功召开八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以后几十年党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云和邓小平等协助毛泽东主持八大筹备工作，既紧张繁忙又井井有条，既发扬民主又坚持集中。据李雪峰回忆：当时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筹备工作最早提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由陈和邓等和一些老同志负责，先从6个大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中选，大家可以随便提，提了约400人，比较全面。9月15日，大会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13人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作为常务委员，陈云和邓小平担负着大量大会日常领导组织工作。9月，陈云3次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委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主持大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决议修正草案和政治局委员、常委以及书记处人选；代表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宣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选举结果，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大会闭幕。他说：“我们的大会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为具体地执行大会的各项决议而努力工作。”他还代表大会主席团对向大会表示祝贺的国外兄弟党代表团和国内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表示感谢。

中共八大邀请了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代表团出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他们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根据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会议期间，陈云5次会见外国党代表团，分别同他们进行谈话，就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公私合营、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等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阐述了中共的方针政策。这些会见和谈话，为增加兄弟党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中共同兄弟党的友谊，也为大会的成功召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共同参与大会组织领导工作，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为八大路线的制定和指导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八大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在中共执政以后，关于怎样建设繁荣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国防和党建等方面内容的全面发展路线，是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和核心内容，就是把全党工作重心由急风暴雨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转移到国家全面开展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陈云、邓小平正是从把握这个重点方面为八大路线的制定作出了独特贡献。

中共八大确立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陈云和邓小平参与起草并经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陈云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最初提出的方针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刘少奇就曾传达毛泽东指示：八大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陈云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不同主张。当时，在反右倾保守思想的口号下，各生产部门纷纷修改原定比较切实可行的指标，提出新的冒进计划。例如，党中央、国务院最初批准的基建投资控制数字为112.7亿元，几个月后，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额已达153亿元，后来又增加到200亿元，比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因此，陈云多次提醒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经济建设要稳步前进，要注意综合平衡。这是陈云的一贯思想，他在关于“一五”计划的汇报提纲中就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了；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我国因为长期经济落后，要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计划中的平衡只能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1956年初，当各地区、各部门争先抢上基建项目时，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却主张将基建拨款削减7个亿，由原来的125亿削减到118亿。他多次强调：在制订计划时要讲平衡，而且这种平衡不仅是财力平衡，还应该考虑物资平衡。由于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的不懈努力，同年6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克服了片面性，从既反右又反左两个方面，提出正确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

正是由于陈和邓等领导人的坚持不懈，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被写进八大政治报告，并明确载入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之中。

中共八大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为此，这就需要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这是实现奋斗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不断地对原有经济体制特别是根据原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建立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陈和邓特别是陈云对八大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在深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如何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从而正确提出了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陈云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负责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比较早地发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由此引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突破原苏联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要构想：一是要突破单一公有制模式，长期保留个体经营。二是要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发挥市场的作用。他强调，社会主义“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新经济体制的特征应该是“大计划小自由”，总的原则是“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


在此基础上，陈云在中共八大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重要讲话，归纳和分析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办法，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崭新构想。他说：“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陈云的讲话对大会政治报告作了重要补充，丰富和完善了大会主导思想的内容，并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所吸收。决议指出：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把参考性的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对于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符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之时，陈云提出对当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构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么，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才能正确领导适应国情的经济建设呢？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回答了这个历史课题。

邓小平所作的这篇报告和由他主持修改的新党章，根据我们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提出了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把毛泽东创立的党的建设的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报告共分5个部分，较为突出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作为执政党应坚持群众路线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等重大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7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但是，7年半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除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邓小平参加了苏共二十大，结合我们党和国家的实践情况，他在报告中对其积极意义也作了肯定：“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随后，他强调：“我们党也厌恶对于个人的神话。”实际上，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作了禁止为领导者歌功颂德的规定，并一贯主张由党的集体而不是个人来决定重大问题。


当时，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不仅在国内得到高度评价，在国际上也被高度赞誉。这个报告，连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讲话、报告一起，被外国兄弟党称为：“在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上提出了和阐明了理论和政策问题，提出了和阐明了党的活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和平的斗争等问题。”所以，这篇报告至今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

共同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如果说，中共八大第一个巨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话，另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就是选举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大会前夕，陈云和邓小平通过毛泽东推荐成为正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副主席候选人（陈云1945年七大就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书记处候补书记，相当于候补常委，1950年6月任书记处书记）。在1956年9月13日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就中央设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并着重地推荐陈和邓。他说：“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

毛泽东评价陈云：“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毛泽东如此器重陈云，一方面是因为陈云在党内具有深厚的资历和威望，另一方面是党的事业的现实需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党的核心领导层亟需懂经济的领导管理人才。陈云是中共比较早地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表现出杰出的领导才能。他从革命战争年代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到担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创造了接管城市和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从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物价、恢复国民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具体领导组织实施“一五”规划，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是党内公认的优秀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和经济管理专家。于是，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正式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与此同时，毛泽东推举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他说：我可以宣传宣传。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这样，邓小平与陈云一道，通过八大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后来这样评价八大：“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

历史证明，中共八大选举陈云和邓小平进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就是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准备了政治条件。当时，毛泽东在考虑中央领导集体组成时，就深谋远虑接班人的问题，他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行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他和其他领导人推选陈云（51岁）和邓小平（52岁）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本身就包含着培养接班人的寓意，表示了他们对陈和邓寄予的厚望。因为毛泽东说他这个名单要管到20世纪末。只是由于中共领导偏离了八大路线，特别是“文革”的冲击，中共核心领导层没能像八大所设想的那样顺利过渡。但是，由于八大选举的“少壮派”陈和邓已经众望所归，深入人心。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陈云同志过去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议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可见，邓小平为核心、陈云为重要成员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既是我国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我们党的建设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实践证明，八大建立的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这是中国政治社会历史规律的延续和发展。

从1956年中共八大陈云和邓小平进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为核心、陈云为重要成员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经过了20多年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此后的20多年中，陈云和邓小平为坚持和贯彻八大路线仍然不懈努力。他们携手并肩，相辅相成，共同坚持拨乱反正；联手开启改革开放之门；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成为新中国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寿命最长、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所起作用最为关键、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关系最为重要的两位历史伟人。